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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出“人世间”的梁晓声:我想写写80后的爱情

发布时间:2022-05-01源自:147采集作者:147小编阅读(11)

近日,作家梁晓声最新作品,小说《中文桃李》由作家出版社推出。4月22日,北京,出版社为他在集团会议室举行了一场在京+线上媒体恳谈会——见面会原本定于20日举办,不想19日午间梁晓声的健康宝突遭弹窗,活动召集人火急火燎地通知一众媒体改期再见!在默默的祈祷与等待中,大家盼来了他核酸结果阴性的好消息。

这段不大不小的插曲,窥见疫情之下生活与工作中的诸般不确定。但之于现年73岁的作家本人,有一点是分外确定的:自年初电视剧《人世间》热播以来,推不开的活动站台和蜂拥而至的媒体采访,让梁晓声早已身心俱疲。饶是他自1977年复旦中文系毕业后,在京城两家国营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,抓过艺术创作多年,要说对影视圈并不陌生,也被这流量时代切身吓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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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梁晓声 澎湃新闻记者王诤 图

多忧患、多沉重?我不是这样的人

希望大家能读一读我的新小说,这次就不谈《人世间》了。4月22日的恳谈会举办前,各家媒体的与会记者就收到了这条传话,并回复确认。

而作家总是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生活的,这几个月我注意到一个问题,不管哪一家媒体,大多数上来,我一说我好累啊,他马上说一个短视频就好,就两分钟,但两分钟我也要倒腾一个小时。请饶了我,体恤我一下。这时,大多数男生先是无语,你突然感觉到他在手机那头真的体恤你了,虽然能感到他也很失落。但女生的那种咄咄逼人和抓住就不放的死缠烂打,真让人抵挡不住。我就有了疑问,女生放弃了又如何?对她的人生、职业有很大影响吗?什么影响都没有,从前是‘半边天’没上来,现在一上来,这种极度要强,成功、上升(的感觉)……会上,梁晓声一脸无奈。

巧的是,现而今的职场映射也出现在他的新作《中文桃李》中。这部长篇小说照例没有前言和后记:新千年,两名80后的中文系大学生,男生李晓东和女生徐冉,从校园时代的欢喜冤家,到婚后走上社会,京漂被生活搞得一地鸡毛。男生终于因床前尽孝回到故乡,女生而后夫唱妇随,两人一同在故乡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心灵的归宿。小说是以我,李晓东的第一视角展开,考虑到作家本人就有一个80后的儿子,以及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的经历,代入感十分明晰。

㨃(duǐ),活灵活现了小说中两位大学生的人生初见,也是第一章的关键词。澎湃新闻记者现场抛给作家的第一个问题:㨃人互㨃是八零后的口头禅,我惊讶地发现你竟然关注到了,能不能讲讲是怎么发现这个字的用法和语汇背后的时髦的?

梁晓声先是一怔,这个字大家口语中好像都在用,我还跟编辑们有几次过招,因为我也搞不清楚,我们一般都是用‘怼’(duì)这个字,在央视上看到字幕也是这个字。但‘怼’是一个动词吗?好像更多用作形容词,是我们当下对于古汉语文字不正确的用法。我和编辑们一道找准了这个音正确的写法,‘㨃’。

还有一点。梁晓声接着说,写完《人世间》后,我想放松一些,写一部不那么沉重的小说,否则大家以为我就是一个不知道有多忧患、多沉重的人,其实我不是。在《中文桃李》中经常有小小的幽默掩藏在字里行间,这也是我在生活中比较愿意(处在)的状态。

他当众宣告,《中文桃李》的影视改编已经提上日程,甚至向在座的记者们征询意见——小说中两位主人公的大学老师汪教授,自己已经有了心仪的人选,你们觉得范伟怎么样?当听到有人说,范伟曾凭借《不是问题的问题》摘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后,作家会心地笑了。

写作《中文桃李》时相对放松的心态,还体现在作家毫不介意梁晓声的名字,以被调侃的笔触出现在小说中。今年2月15日,梁晓声为小说《中文桃李》落笔收尾,那个梁晓声嘛,他如果也像我的冉一样,经常转移于生死二场(小说中,李晓东的妻子徐冉回到家乡,在市府下属离退休老干部服务处当主任,经常要主持操办追悼会),估计他就不会再到处卖他那狗皮膏药了……

实际上是这样的,我经历了1980年代,像我们这些人读了一点书出来,有相当长一个时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我们装出深刻的样子,这个深刻要装的,本身也很吃力,是最吃力的活儿,话也不好好说了,小说也变得晦涩了。其实小说没那么大,应该说许多人拿起笔来写人生的话,只要文字不错,它都可以称作文学作品。你要看网络上,动不动评‘十大小说家’,总之还是在把小说拎在一个高处,好像多么玄妙,都是扯淡。你写小说和从前的靴匠定制一双好靴子,定制一个高档的包包,我个人觉得是差不多的,和人家酿出世界名酒,制作出世界品牌香水,都可以放在同一个层次。因此我不认为小说家这一职业在今天的人类社会可以束之高阁,好像多么高出别的职业。我可能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,调侃了一下。梁晓声说。

小说作家与时代记录员,我也经历过撕裂的状态

2017年推出小说《人世间》,2019年藉此摘得茅奖,和现而今改编电视剧带来的巨大关注度相较,世人多半没有注意到梁晓声在近三年来,一口气推出了三部长篇小说:《我和我的命》(2020)、《田园赋》(2021)和眼下的《中文桃李》。

自上世纪80年代侧身知青文学登上文坛起,梁晓声一直秉持现实主义写作的道统,熟悉他作品的读者们都清楚,他的高产状态可不独是古稀之年后的老骥伏枥。于小说文学创作之外,自1997年推出轰动一时的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,他还在这十年间推出了《郁闷的中国人》(2012)、《忐忑的中国人》(2013)、《中国生存启示录》(2014)等书店社科类上架的著作。2014年,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后,梁晓声于次年年初推出了《我们的时代与社会》《我相信中国的未来》两本著述,一样不乏忧患,同样又抱持希望。人们从中,看到了那个将知识分子身份定义为社会良心的梁晓声。

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中,他如此描摹当代中产阶层:中国的中产者们,在中国近代历史中,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么不可忽视的阶层,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。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,这阶层由于是新生的,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言。好比一个三岁儿童,饿了哭、饱了笑、尿了闹,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到舒服,拍几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。它的阶层意识的本能,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反应罢了。

《郁闷的中国人》里,他借雨果的三句话表达对大学精神的当下读解:平等的第一步是公正。改革意识,是一种道德意识。进步,才是人应有的现象。而在《忐忑的中国人》最后,梁晓声设问人文情怀?更文明的人以自身之文明影响并引领社会文明的自觉而已。高科技是可以用外汇从国外买回来的,但人文精神买不到。希望诸君日后能成为有一等的从业能力、又兼备人文情怀的人。

这些言论,固然可以视作作家在小说作品中付之阙如的前言与后记的补白,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,这二十多年来,梁晓声如何在小说创作与社科类写作间做身份转换,或者说个人写作状态的转圜?这是澎湃新闻记者现场提出的第二个问题。

梁晓声略作沉吟,其实在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之前,我也写过《九三断想》《凝视九七》等等。实际上中国转型时期开始后,有一年类似拐点,那一年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现象,我的印象里北京突然间多了好多公司,皮包公司,社会上除了出现好多类似买办的人,下岗、失业也出现了。

在社会拐点来临的时候,梁晓声说自己把写作这件事定义为时代记录员,我也不是直接记录,所以就变成像鲁迅他们那样,就是个杂文,这时候确实放下了小说构思,想起了杂文接近战斗性那样一个状态,可能这个状态持续得比较长。到写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的时候,它就是相对更宏观一点,有一点跨界的感觉。

现场他若有所思,这么大的跨界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不太多的,可能王蒙先生有时候会在文学和随笔间跨界,但直接跨界到写这么多‘社会性作文’的是我,而且我不会因为自己一个时期的跨越而觉得害羞,我觉得那些也都是值得写的。我甚至有时候还会沾沾自喜,觉得我写得还是可以的,因为中国社会各阶层,当年我们的领导到社科院去的时候还听人家讲,你看我们要做的事情让梁晓声给做了,说明我写的东西还是受到了关注。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过一篇文章叫《老地税员的自白》,差不多是整版,之后有位地税专家在上课的时候还说,你看我们上课讨论讲这些问题,小说家几千字就把它写在那儿了。

梁晓声坦言,那些写小说、看小说时,眼里就只有小说的作家,自己是不同他们来往的。我觉得小说家眼中要有更多的事情,更多的现象。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学史,好多优秀的小说家都是如此,托尔斯泰如此,雨果如此,狄更斯如此,屠格涅夫如此,甚至包括雪莱、拜伦、海涅这些诗人也如此,他们从来就是这样,我认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把自己放在既是诗人,同时又是知识分子的状态,是到后来就开始相对变得平和。这跟年龄有关,跟岁数有关。

于作家的身份之外,梁晓声还当过两届十年的海淀区政协委员,当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。他介绍说,自己在四十多岁后开始接触到另外一类知识分子,他们可能还是官员,听他们谈国是。在这个平台上,大家参政议政提出建言——这么长时间至少让我学会了一点:只要你说的对,当然还要有可操作性,各级政府几乎都会采纳。这就迫使你要去更全面、更客观地看待社会,提出问题。

梁晓声说在会上,自己也有声高的时候,声音那么高,把你的忧虑、意见都表达完了之后,就觉得脾气释放了些,可能再写小说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撕裂。(反之)你在小说里面开始使暗劲,我觉得这样的小说家活得也比较拧巴。他笑言自己在政协会上的段子是比较多的,我该怎么说全说了,我已经表达了,到小说里边我可以不那样了。我也经历过撕裂的状态,到逐渐逐渐不撕裂的状态,更像知识分子。

面对媒体的提问,他有时候还会把自己的问题抛给记者,你来北京多久了?有没有自己的房子、车子?在一位北大毕业的记者不解于自己如果回到原籍,怎么就不能任由自己挑选工作时,梁晓声把问题引回了初心。我给你举个例子,我的硕士生当年毕业后,回到重庆,在当地电视台新闻部工作。他回去之后就哭,要是我的儿子我会踹他一脚,太矫情了,哭什么,重庆怎么了?重庆电视台怎么了?你在北京又怎么了?何况在北京等着他的不是什么好工作,还没有单位(户口)。我觉得在人生规划中,这个规划一定会包含我生活在哪个城市,但要说北京就是我的规划重心,那就太要命了。

以下是整场见面会的速记整理(有顺序调整与删节),以梁晓声口述的形式呈现。

作家梁晓声 澎湃新闻记者王诤 图

小说里的汪教授就是我

在1980年代,中文可是非常风光的一个专业、一个系,曾经的才子和才女们都在中文系,一个学校如果没有中文系,那如何得了?像中央美术学院、舞蹈学院,那时的学生们也都办文学刊物,都是写诗的。所有的报纸几乎都抢着办副刊。

后来文学开始边缘了,当书中的主人公们开始学中文的时候,情况已经不一样了。中文系好像变成了一个筐——过去是喜欢中文才去读,现在可能是权宜考虑,可能是在理科方面不能够与男生们在竞争时取得优势,是属于一种无奈的考虑。虽然你们记者中女生多,我认为尤其是女生,现在恨不得考进中文系,考研时赶快再摇身一变跳出去摆脱中文。我们是经历了这些的,后来她们也会感恩于中文,因为最后她们的从业能力还是靠的中文。

小说里那位汪教授就是我,包括他讲课的内容基本上也是我讲过的课。我有一个什么想法呢?大家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,坐在大学课堂里,尤其是家境不太宽裕人家的儿女,还要承担学费压力,如果在中文的课堂上只是来带着大家如何读懂一部小说,那就显得太没有智性了。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古文课,一定需要老师们、老先生们来谈。现代文学的话,是不需要老师来讲的,学生们到了高中之后几乎就没有读不懂的现代文学书籍,只不过是不同的懂法。因此我觉得更好的上课形式是通过一部文学作品引发了怎样的思考,思考性的话题以及延伸的讨论才是有价值的。

中文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专业,特殊性就在于哪怕我是半瓶水,也可以晃荡得很厉害,装出特别深刻的样子,这点不但有时候会使学生如此,可能老师讲课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如此。因此我们在听学过文史哲知识分子说话的时候,总觉得有时貌似深刻,仔细琢磨起来又觉得不着调。你看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讲话的时候,把许多场合都变得有娱乐性了,开场白不像脱口秀一样热一下场,好像就不能进入正题。一堂课45分钟,时间都是人家交学费才有资格坐在那儿,这种情况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。

我在上大课的时候,有时候周边林业大学、地质大学、矿业大学的学生也来听课,他们也没读过多少小说,现在谁还看完过《战争与和平》呢?有一版曾经是六卷,我读的是上中下三卷,可考研之前谁读过呢?我带他们去看电影《出租车司机》,后两堂讨论,会让同学出去买饮料、面包和糖果,大家可以含着糖趴在桌子上听课,怎么舒服怎么来,只是老师一人在讲台上拿着粉笔走来走去。我觉得文学课其实这样讲才对路,但可能在其他大学里不允许。

我在2002年到北京语言大学,那时班里有将近10名男生或者还要多,他们都是冲着中文两个字来的,你挡不住他那种激情,要办刊物,当年北语的刊物办得还不错,吸纳了周边高校同学们也来投稿,而且他们自己还办专栏,有评论、有创作、有诗歌,我还给他们颁发过证书。

我有时候上二百多人的大课,周边的同学也来。再后来,男生越来越少,最少的时候一个班里只有两三个男生,这应该是六七年前开始的。男生少到这样程度,如果他们又很内向,不发言,实际上你听到的那些讨论之声都是同一性别的观点,这对讨论本身是一种遗憾。讨论问题可以说这种声音、那种声音,不同的观点,其实还有一点——性别,男人怎么看,女人怎么看?这个碰撞也是很有意义的。

小说中,两位主人公徐冉和李晓东走出校门,在社会上打拼,也一同来到了北京。实际上,在书中我也写到了,不是说成为北京人就是最好的人生选择,这绝对是一个可笑的人生方向。也不是非要出人头地,此心安处是吾乡。小说中有三层场景,临泉、省城和北京,我想表达的是主人公最终的选择没有所谓对错,它只是一种利弊,一种权衡。当然,如果北京的房价要是要很低的话,我还是赞同大家在北京的(笑)。

现实中,我的学生凡是回到了自己原籍的,现在生活都相对滋润。所谓回到原籍,多半都是在省会城市。第一省会城市有较好的工作,虽然北语既不是211,也不是985,但在人文学科这方面还可以,另外他们谈到自己的老师曾经是梁(梁晓声),回去工作还相对好找(笑)。房价也低,可以用较少的钱买到大房子,很快在职场上也会上升,成为忠诚的、执行力很强的一些骨干,然后在那儿生儿育女,开上车,经常到北京来看下老师。

当然,我留在北京的学生也很优秀,有的做了公务员,有的在出版社,但现实的生活压力是明摆着的。做老师的都希望学生们幸福,我的学生到北京来,我都会问他们,房子买的还是租的?我建议他们买下来,我还会非常具体地问多大面积?在我印象中,底线是120平米,120平米在北京可能得1200万,还不见得是特别好的地段。我觉得这才是人生,至于其他方面是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开始的。这是不是有一点被认为很俗?不浪漫,不激情。

小说《中文桃李》

女主人公的人生是报告文学

小说女主人公徐冉说生活可以分为歌类的、诗类的、散文类的、报告文学类的、史诗类的,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是怎么写的,但徐冉最后说的是报告文学。这是过来人的看法,我已经70多岁了,70多岁的人对于人生的看法和对于文学的看法,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些的宗教情愫。一些科学工作者在他们从事了毕生的科学工作之后,对于那么多的不可解有时最后也会处于困惑,实际上人文知识分子也是如此。

在《人世间》中,我也通过光明这个角色写到了。《人世间》写到光明最后出家,我跟两位责编探讨过这个问题,小说出版前此处我曾想加一段,就是光明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了,当他去到北普陀的路上,没有想到中途下了大雨,他又是盲人,然后迷路。我脑海中始终有那么一个画面,那画面我一想自己就很感动:迷路又遇上暴雨倾盆,天上闪电雷鸣,这个十八九岁的瞎少年就地盘坐,在天地之间,他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。他是在发烧的情况下被北普陀寺的僧人们背回去了,老僧人问他:从哪儿来,到哪儿去?他说我要回家。老僧人听罢,说,你到家了。

写到这的时候,我个人也走过了70多岁的人生,我始终有那么一种想法,就是人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呢,什么是最主要的?想来想去,除了真善美,其他确实过眼烟云。我可能从少年时期就在想自己的人生,这辈子就是报告文学,写实来不得半点的浪漫、抽象、虚伪,因为你家里那么困难,父亲在外省,母亲体弱多病,她撑起来这个家,你还有一个生病的哥哥……虽然我看了很多小说,但当时并没有浪漫起来,我的这种浪漫情愫可能最多是在早期一些知青小说里头出现过。

实际上我从一开始写作,就是在写情,只不过这个情不仅仅是爱情。当别人问我《人世间》中哪些地方最感动我,我跟他们说,男女之情不会打动我,我从最早读书的时候,可能是男孩子的缘故,我们怎么会被贾宝玉和林黛玉、唐明皇和杨贵妃感动呢?那是你们女生的事。我个人可能更感动的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情谊,女人和女人之间友情又会是如何的?徐冉是菜农的女儿,所以她的人生注定了是报告文学,男主人公李晓东倒是有一点小资。

《中文桃李》里也写到了两代人的婚姻观。在我看来,门当户对是这个地球上所有生物,植物、动物和人类之间从来的共性。你很少能看到,两株很大的植物在自然界中生长得很紧密,有一株肯定要争夺养分。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,是两个家庭的事,门不当户不对,差不多就是周秉义那么一个结果。当然,我个人觉得,现在的年轻人中是不大存在周秉义的,另一半差不多也是自己这个阶层的。

人生的伴侣,当然比你的工作选择,城市的选择重要。当然你也可以献身工作,我们有这样的典型人物。革命年代的革命烈士都献身于信仰,但他们也要结婚,因此我觉得伴侣比一切都重要。

小说《中文桃李》

《中文桃李》是我倒数第二本长篇小说

说句实在话,有一种绝好的东西,超过任何一个家族财富的东西,留给绝大多数像我们这样平凡而普通人家的儿女,就是书籍。任何个人、家族都无法垄断,你再往细了想,他们对于我们从书籍中获得怎样的能量也不在意。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的话,相当多普通家庭的儿女,从先人留下文化书籍的源流中获取过力量,一代一代都会有人承担起来。作家中这样的人有很多,在17、18世纪启蒙的时候,作家是贵族行业,但到后来就不是了,回归到平民,这里产生了作家、学者、教授,他们的著作是属于我们的,只看你读到什么程度。

80后现在都40多岁了,40多岁的人,生活上没有压力是很少的。80后的作家,我看过东三省,尤其是沈阳的作家,看过他们的小说,其他的看的就很少了。所以说,我这一次想写写年轻人的爱情,但这个代沟不是想没有就没有的,不是说我们要深入群众,要到人民中去,到年轻人中去,和他们天天打成一片就没有代沟了。比如我现在对互联网还是不大熟悉,前年刚刚学会用手机回短信,现在都不会用手机约车、付款。但是代沟不影响我们在没有代沟的方面去交流,你在沟那边,我在沟这边,还是可以亲密地交流,前提是你不能认为你所知道的,理解的都是对的。

我把写小说看成跟一个面点老师傅开面馆是没有多大区别的,要保证食材的环保,做了一辈子,也就做到这个程度上。人有的时候还是要放下,人也不要太执拗,放下一些事情,只不过我现在缸里还有一团面,这团面不能浪费。我为80后学子,为我教过的学生们写一本书,始终是一个心念,写这本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完成这种心念。

所以叙事上我有亲近感,换位思考嘛,就站在他们的角度上。另外,在写《我和我的命》的时候,那本小说也是以我的视角展开,但写的是女孩,所以语言上和性别上总有一种不完全匹配的状态。虽然我70多岁了,但觉得自己写男孩子也还可以。我是不愿意靠爱情线索和爱情内容来撑起一部书,但有时也会沾沾自喜,虽然70多岁了,写年轻人的爱情还可以写到信手拈来。当然,写年轻一代对我而言是一个挑战,首先语言是不一样的,现在的语言变化太大了,尤其是网语出现后,我没有办法融入到那个语言中去。但80后还好,就是我儿子的年龄,他跟我的语言有一些贴近。

我其实发现,80后、70后的不少作家们写起自己同代人的时候,都或多或少有顽主的气质,好像不那样写就不像自己的同代,写女孩子的话差不多都有刘索拉笔下女孩的样子,一到写作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有意代际的标签化。但在生活中,我接触下来,会发现尤其是我的学生们根本不是这样,我更喜欢我笔下的这些80后们,他们也开玩笑,也幽默,但身上没有顽主的气质。

老实说,我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喜欢顽主,无论是任何年龄的,我是不喜欢的。生活就是生活,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要庄重对待的,如果你在应该庄重去思考和认知问题时掺杂进了游戏,掺杂进了讨好,有了取悦听众和观众这个心思——至少在《中文桃李》中我没用这样的桥段。徐冉最后做的工作是我比较喜欢的,我突然觉得又有点像《人世间》里春燕的儿子。这是巧合,我写《中文桃李》时完全忘了春燕那回事,可能也是越来越在想生死是怎么回事,所以安排了她那样一个工作。一个人经常参加追悼会,我觉得她应该把许多事情都能够参透。

《中文桃李》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展开故事,还因为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之于自己是非常的事情。《中文桃李》是我倒数第二本长篇小说,还有一本在写着,那本写完后,不管水平怎么样,梁记面食店就要关张。没有再下一部了,再下一部,我就是坐路边晒太阳的老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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